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P35）。该演讲词初刊
玄学与科学，本来各有各的职份。从学理上看，二者并不是冤家对头，玄学家与科学家也未必非要闹得以口诛笔伐相见不可。而问题在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旦奉“科学万能”为良药，那日益寡头化的科学主义便会侵入本由玄学所管辖的“人生观”领域，给一个时代带来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怀疑主义的精神氛围，人生的意义由此失去了归着，民族的生命也由此不能得以安顿。张君劢之所以要厘定科学的界限，其隐衷便在于此。关于这一点，他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他这样写道：
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科学与人生观》，P93）
张君劢是带着一种沉重的现实之感说出这番话的。1918年12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张君劢与丁文江等人随梁启超出游欧洲，目的之一便是看看这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悲剧怎样收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专辟“科学万能之梦”一节，述说了与张君劢同样的心境：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P2972-2974）
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是势单力孤的。不过，他的身后有一位被其誉为“第一个宣称应以良心为最后准则的中国人”的梁启超（《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P574），这就足够了（实际上，正处于开创期的当代新儒学思潮，也是一支潜在地支持张君劢的力量）。当然，丁文江身后的科学派，在当时力量更为强大，其坚实的后盾当属胡适。关于这一点，张君劢在《新儒家思想史》中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说：“着重于道德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人生观论战，是胡适、丁文江和我本人参加的。当我在清华大学的《人生观》讲辞发表时，我坚决维护哲学和形上学。胡适认为我的主张对科学是一种威胁，于是开始了争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P579）胡适在其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一篇残稿中写道：
今日的最大病根在于一点，就是哲学赶不上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在二百年中，已把许多关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问题逐渐解答了。但一班哲学家还在那里谈玄说妙，寻他们所谓“最后之因”，寻他们所谓“绝对的”，寻他们所谓“命根”。这个现象，在西洋固然不免，在中国尤其显著。张君劢先生说“国人迷信科学”，其实我们的国人只有迷信，那有科学？……时髦的学者，或者摭拾佛家唯识一派的心理学，认为天地间希有的宝贝，也不睁眼看看现代心理学进步到什么地位了；或者摭拾西洋几个反科学的玄学家的余论，以为人生是超科学的而智慧是不能了解人生真义的，也就认为“天经地义”了。（《胡适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P483-484）
胡适这篇残稿题为《科学的人生观》，写于1923年8月22日，当时“科玄论战”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该文把矛头直指张君劢，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了梁启超，还有开当代新儒学思潮之先河的梁漱溟（这其中大概也包括当代新儒学真正开山者熊十力）。胡适与梁漱溟的思想交锋，肇端于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批评。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质问道：“孔墨先后并起，而梁先生忍心害理的说‘孔子代表中国，而墨子则西洋适例！’（页一七四）故近世八百年的学术史上，他只认‘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斋先生、东崖先生为最合我意’，而那影响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对于朱学与清朝考据学，完全闭目不见，所以他能说：‘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页八六）究竟是真没有呢？还是被梁先生驱为‘化外’了呢？”（《胡适全集》第2卷，P253）人文学术史上，学人们品题历史人物，总有学缘检择与认取的不同；而学缘检择与认取的不同，透示的则是学人们致思重心的不同。对胡适与梁漱溟来说，其品题历史人物的分歧点，便纽结于对所谓“科学方法”的不同态度。我们注意到，胡适这篇文字写于1923年3月28日，这个日子正是被胡适称为“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胡适全集》第2卷，P509）的“科玄论战”即将爆发的前夕。“科玄论战”高潮过后，胡适于1923年10月15日撰写了《一年半的回顾》一文，正式把梁漱溟与张君劢拴在一起，将他们视为阻碍思想革新的力量。胡适称，自他的“好人政府”主张破产后，“《努力》的同人渐渐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努力。那个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其实我们的《努力》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胡适全集》第2卷，P509-510）可以说，直面民族文化危机，胡适与梁漱溟都是真诚的求“道”者。这两位的分歧，在于他们所求的“道”终究不同：胡适所崇信的是西方的“科学”之道，梁漱溟所希冀的是儒家的“立心”之道。二人之间的争论在所难免。1923年10月28日、12月9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作了两次针对胡适的公开演讲，分别题为《答胡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批评胡适之先生的人生态度并述我自己的人生态度》（参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P743-761、765-772）。在我看来，胡适与梁漱溟之争，是“科玄论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惜的是，不少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主战场上的厮杀，往往忽略了这一潜隐的战线。事实上，“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创获，就是激发了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精神走向，并初步奠定了此后几十年中当代新儒学与科学派双峰对峙的格局。经过“科玄论战”，愈为倾心于儒家文化精神并最终成为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终其一生的精神求索，都与作为“科学派”掌门人的胡适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在《新儒家思想史》中，张君劢干脆将胡适判为“造成中国精神真空的人士”之一（参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P577）。
有意思的是，在“科玄论战”过程中，胡适只公开发表过一篇应景的小文《孙行者与张君劢》助兴。该文写于1923年5月11日，发表于《努力周报》。《努力周报》（1922年5月创刊，1923年10月停刊）是胡适创办的一个政论性的舆论阵地，依托不公开的同人团体“努力社”，周围聚集了丁文江、任叔永等科学派才俊。化学家任叔永是胡适的同学和朋友，直接参与了“科玄论战”，其文《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发表于《努力周报》。他声称，“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科学与人生观》，P117），公开支持胡适建设“科学的人生观”的主张。在“努力社”中，活跃分子首推丁文江这位热衷于谈论政治的地质学家。1956年，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称，筹备《努力周报》，丁文江是最热心的倡议者；在《努力周报》上挑起“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丁文江又作了冲锋陷阵的先锋官。（参见《胡适全集》第19卷，P432-433）丁文江在那篇挑起“科玄论战”的檄文中多次引用胡适的观点来立论，足见他已把胡适视为科学派的思想领袖了。尽管当时胡适站在幕后，不过他对丁文江在前台的表演是赞赏有加的。他在记录“科玄论战”全过程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的序中称：“我觉得，在这回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的战场上，我要算一个逃兵了。我在本年三四月间，因为病体未复原，曾想把《努力周刊》停刊，当时丁在君先生极不赞成停刊之议，他自己做了几篇长文，使我好往南方休息一会。我看了他的《玄学与科学》，心里很高兴，……”（《胡适全集》第2卷，P195）站到前台来的胡适，一眼便看到，造成“科学破产”的“元凶”之一，乃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梁启超。他说：
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胡适全集》第2卷，P196）
被胡适判为由变法维新运动的“新人物”蜕变成一位科学“毁谤”者的梁启超，其之所以反省科学的界限，打破“科学万能”的大梦，并不在于反科学，而在于引起国内思想界对欧洲“科学破产”的警醒，以便中国在现代性新建的过程中，尽量减少寡头化了的科学神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点，胡适心里其实也是明白的。他没有忘记称引梁启超在“科学万能之梦”一节的最后所加的自注：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决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梁启超全集》第五册，P2974）
尽管如此，以科学主义为底据，并以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安身立命的胡适，对梁启超道破“科学万能之梦”这一做法，还是深表忧虑的。他说：
……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胡适全集》第2卷，P199）
如果说梁启超、张君劢更多地是从人心的安顿来立论的，那么胡适、丁文江考虑更多的则是国人及民族的生存权利，特别对于科学尚不发达的中华民族来说，近代以来屡遭蹂躏的创痛，令他们执着地把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希望投向发达于西方的科学，并据此将“科玄论战”的动机作了如下归结：
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柢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胡适全集》第2卷，P199-200）
“科玄论战”，透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之辨背景下寻求民族出路的内在焦虑。胡适们未始不知道道德价值对一个民族心灵安顿的重要性，但考虑到在现实中处处挨打的中国“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概言之，“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因此，他们这些“信仰科学的人”看到有“名流学者”出来“菲薄科学”，“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便焦虑万分，不得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了。现代科学是西方文明结出的果实，国人欲实现民族自强，还须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这，正是胡适们的逻辑。问题在于，科学真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正是梁启超们追问的起点。梁启超们未始不知道科学在其限度内可以给民族生存带来福祉，尤其对于科学上落后、物质上贫穷、政治上孱弱的中国来说，发展科学、兴办工业、变革政治将是必走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国人才须对“科学万能”论可能带来的后果保持足够的反省。科学僭越自身的界限所带来的后果，如怀疑主义、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已暴露无遗；那托庇于科学而建立起来的“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造成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严重失序，并以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否弃了人所当有的自由意志以及人对善恶的责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再次用一种弱肉强食的动物式逻辑把人类推向自相残杀的战争。缘此，催生了“科学万能”这一现代神话的西方文明，正在成为有良知的西方学人反思的对象。梁启超们从欧洲“科学破产”中看到了科学的界限，遂提醒国人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不要重蹈西方“科学万能”论的覆辙。他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他们同时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又不得反思西方文明。这，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实，仅仅这一问题本身，已构成梁启超们的一重内在焦虑；更何况，当时的科学派知识分子只强调了发展西方式科学的必要，而缺失了对“科学万能”论的必要的反省。
“科玄论战”是五四运动的余绪。这次论战，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许多话题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展开，但这些话题的提出，意味着纠缠于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等多重张力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迈出了探寻民族文化现代性新建的艰难步伐。这一历程，至今尚在途中。
（本文编辑 钱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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